安德鲁北京代表处

  • 李孝定
  • Li Xiao Ding
作者介绍

李孝定
湖南常德人。191831日,生于仙池乡花岩溪祖宅。三岁启蒙,从黄笙陔先生学,其后亘十四年,出则肄业于学校,归而习经史古文,文辞根柢,遂得厚植。十一岁高小毕业,成绩特优,入省立三中。民国二十四年,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。二十六年抗日军兴,随中大迁重庆,二十八年毕业。二十九年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,逾岁入学,所长傅孟真先生命赴四川南溪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寄读,三十三年,获硕士学位。随即受聘为史语所考古组助理研究员。三十四年,抗战胜利,先生负责筹办史语所复员图书古物运送工作,三十五年返抵南京。三十六年,借调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为专门委员,襄助李济之先生。未几,奉史语所命赴北平整理日人侵华时东方文科图书馆等处藏书。三十八年,史语所迁台,先生辗转归所,同年升副研究员。时傅孟真先生任台湾大学校长,召先生为中文系合聘副教授兼校长室秘书。五十二年史语所晋升研究员,台湾大学同时晋为中文系合聘教授。七十七年自中研院退休,东海大学礼聘先生为中文研究所讲座教授兼所长。八十年,辞东海聘,而台大中文研究所复力请讲授文字学专题,以迄卧疾。

先生就读中大期间,从胡小石先生学甲骨,毕业论文为《商承祚「殷墟文字类编」补》,一生致力古文字之学,实缘此始。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寄读李庄史语所时,从董彦堂先生专攻殷契。先生依朱芳圃《甲骨学文字篇》例,并陈研契诸家考释甲骨文字之说,而附以案语。历三年,完成硕士论文《甲骨文字集释》,共六十万言,同时导师为唐立庵先生。时战乱初定,未及梓行,而稿遗北平。先生于民国四十八年重作《甲骨文字集释》,以孙海波《甲骨文编》为底本,博采众说,定以己见,分别部居,一仍许慎《说文》旧贯,裨使检一书而诸说并陈,考一字而渊源悉备,既可为初学者升堂之阶,又可为积学者商兑之资。焚膏继晷,历五年半而成,凡一百五十万字,蝇头细画,皆自手书。治殷契之籍,斯最为巨着。先生晚年更率史语所同仁门生,踵事增订,惜业未竟而归道山。

先生于金文研究,着有《金文诂林附录》(与周法高、张日升合编)及《金文诂林读后记》二书。《金文诂林》为周法高先生编着,以容庚《金文编》三版为据,依《说文》次序编排,逐字罗列诸家之说,图形文字及未识之字,则编为《附录》。周先生于集录《附录》诸家异说同时,力请先生抒以己见,编入《金文诂林附录》书中。先生于每字条下皆发议论,于其中独创新解者约百余条,皆前人之所未发。其后更撰《金文诂林读后记》,贯联甲文,缕析文字繁衍变革,论定众说,而创见尤多。又作〈从金文图画文字看汉字文字化过程〉一文,阐释中国文字由原始图画演变之过程,归纳若干规律,与六书说相表里,皆前人言文字演变过程者所未及。
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,千余年来,学者奉为圭臬。但许君少见真古文,故其说解文字之初形朔谊,间有乖违。有宋以降,金文之学渐兴,至清而益盛,然而《说文》学家,囿于许说,于金文家言,少所采信。降及近时,甲骨出土,数十年间蔚为显学。先生治甲骨金文,以其所得,检视许说,着《读说文记》,以丁福保氏《说文解字诂林》为底本,取其与甲骨金文并见之字,紬读诸注,慎加论略,于诸说未安者,间书己见,于文字结构演变之轨迹,创发尤多,裨读者于纷纭众说,知所适从也。

先生留心陶文,始于民国三十四年,撰〈小屯陶文考释〉,发现陶文与甲骨文形体结构,几于全同,以为陶文与日用文字应有密切之关系。此文晚至四十五年史语所迁台后,发表于《小屯》考古报告《殷虚器物甲编‧陶器》上辑以为附录。此一研究,实为日后先生倡议从陶器刻划符号探索汉字起源之工作开启先路。

五十三年,李济之先生于史语所组织「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」,拟根据数十年累积之考古田野工作成果,编写可信之中国上古史。先生负责「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」专题,深感古史绵邈,文献不足为征,河图洛书,传说无从稽考,遂从分析甲骨文着手,撰成〈从六书的观点看甲骨文字〉,阐明文字发展之过程,并证明晚商适处于形声字发轫之初期,确定甲骨文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之相对位置。以此立足点,上溯史前,博采新出田野考古报告,于《西安半坡》,获知该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片上刻甚多符号,以为当与早期汉字有关,遂广收当时可见之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、二里头文化及殷墟小屯等陶器刻划符号,对其文化类型、年代、有字陶片比例、刻划习惯等,作缜密分析,遂撰成〈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〉,于五十八年发表。此文指出陶文为早期汉字之雏形,明示汉字起源探索之途径。六十年出版之《中国上古史》(待定稿)所收先生〈汉字的起源与演变〉一文,即合上两篇而成。陶文与汉字起源研究,已成近年探索汉字起源之重要课题,先生实首倡之。

田野考古出土陶文材料日多,先生更陆续撰成〈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〉、〈汉字起源的一元说和二元说〉、〈符号与文字-三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〉等系列论文,论证陶器刻划符号性质及汉字起源之关系,宏观微察,为讨论汉字起源及演变,奠定重要的基础。先生关于此一问题之论述,七十五年结集出版,题为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》。

先生晚年更着〈研究汉字起源与演变的几点心得〉、〈殷商甲骨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的相对位置〉及〈试论文字学研究的新方向〉等论文,强调文字演变,有其条理脉络可寻,主张文字学之研究发展,需持动态观点,由不同时代之文字,全面观察,系统描述,不拘定例,识其变迁,则于中国文字之发展,盖可得其轨辙。

先生毕生致力学术,在汉字研究方面,总结经验指出「穷其原委,贯其会通」,以为门生后学治学之方轨。教学工作,则南洋、东海各历有年,而以台大中文系所前后二十三年为最久,除文字学、古文字研究专题课程外,曾讲授历代文选,盖先生于古文,寝馈实深也。

先生自少深度近视,南洋晚期,目力更衰,左眼竟至失明,晚年右眼日翳,而指导研究生论文,仍细阅详批,不肯稍有忽略。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,为冀改善视力,入台北荣总摘除白内障,发现颅内实有脑瘤,经手术后陷于昏迷,至八十六年(1997)八月二十四日逝世,享寿八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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