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德鲁北京代表处

“新达达主义”一词，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晚期的纽约。该词一度用来形容罗伯特·罗森伯格（Robert Rauschenberg）和贾斯培尔·琼斯（Jasper Johns）这样的年轻艺术家，他们的艺术引起颇多争议，但却富有认真的情感和严肃的绘画兴趣，这些都表现在后来的主流运动中（抽象表现主义）。新达达主义迅速成为六十年代早期，用来指代实验性艺术（包括集合艺术、表现、波普艺术及新生的极简抽象主义和概念艺术）的字眼。

《艺术家的听众》在安排时间线索时，将战后的纽约艺术世界放在最首，为这些艺术运动呈现了一份新的谱系。凯瑟琳·A·克莱夫特利用一批之前未发表的材料揭示道，新达达主义绝非对抽象表现主义的一种反应，实则起源于那个运动关于读者、创意及艺术家之过的核心。另外，她还指出，最初的达达主义运动与抽象表现主义并不矛盾。实际上，达达主义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性背景，以及对激进者企图超离传统（抽象表现主义似乎要表达的）的一番批评。克莱夫特沿着艺术积极分子，如罗伯特·马塞维尔（Robert Motherwell）、巴内特·纽曼（Barnett Newman）、杰克逊·波洛克（Jackson Pollock），以及马塞尔·杜桑（Marcel Duchamp）在四十年代与达达主义的著名结合，敏锐地探索了艺术家们试图在毁灭性世界大战中的振奋工作，以及在他们努力中得到的画作、物体、写作及装置。

此书首次提供了对新达达主义现象的根源探索，这种首创性的研究，极具意义地对这三个运动进行了再评估，并对现代艺术之发展的理解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解途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