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公司或政府部门不是有意识的存在，而是一种人工智能，有能力做出完全不同于任何组成人员意图的决定。在压力条件下，可能还会变得很疯狂”。
那么，我们避免做出决定时，这一机器会发生什么呢？
丹尼斯（Danies）在《不负责任的机器》（The Unaccountability Machine）一书中，研究了为什么市场、机构甚至政府会系统性地产生每个参与者都声称不想要的结果。他对斯塔福德-比尔（Stafford Beer）的著作作了全新阐释，这位传奇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，我们应该将组织视为人工智能，能够做出有别于其成员意图的决策。
回溯过去几十年的许多重要决策，可能经常有不舒服的感觉，那就是不为人所熟悉的立法者其实是相对较低级的公务员，他们在电子表格中输入占位数字，然后将其作为基本的约束条件；否则就意味着有人要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做出决策。
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欧元成员国在1995年签署的《稳定与增长公约》（‘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’）：如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过大，成员国将承诺削减开支或提高税收。一位名叫居伊-阿贝勒（Guy Abeille）的公务员负责提出这个百分比，而预算主管的指示是：“规则要简单，听起来好像来自经济学家，可以反对那些走进我办公室要钱的部长们”。当时，法国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%多一点，所以比这个数字低是没有意义的；3%是‘一个好数字，一个历久弥新的数字，让人想到三位一体’。在选定3%之前，对各种小数字的吸引力进行讨论的过程显然用了不到一个小时。到 2010年，《稳定与增长公约》导致意大利十年经济增长缓慢，希腊也差点被挤出欧元区。阿贝勒并不知道他将为整个欧洲大陆制定如此重要的政策，当然，他也从未当选过这一职位。
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例子，1999年，荷兰皇家航空公司（KLM）在史基波尔机场用工业粉碎机处理了440 只松鼠......因为抵达时没有正确的文件。这件事成为头条新闻时，一群鹦鹉和几十只水龟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。
管理控制论是比尔在组织环境中应用于自我调节的科学，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，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和经济危机。戴维斯以其特有的冷嘲热讽和严谨的新闻态度，审视了问题的症结所在，以及如果世界在有机会的时候听取斯塔福德-比尔的意见，可能会出现的结果。
销售亮点：
是迈克尔-刘易斯（Michael Lewis）、约翰-凯（John Kay）和纳西姆-尼古拉斯-塔勒布（Nassim Nicholas Taleb）读者的理想选择。
作为混合类型作品，将吸引喜爱尖刻幽默、政治惊悚小说到商业指南等各领域的读者。
由拥有众多读者的知名评论家揭示政治经济史中鲜为人知的一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