伊朗末代王后首次披露坎坷命运！

经历政权倒台、伊斯兰革命、王室流亡后仍坚贞不渝的爱！

在法国总印数高达39.2万册！

伊朗最后一位王后法拉赫·迪巴第一次打破沉默，讲述了一个让人痛彻心肺的国破家亡的故事，以及她对国王及其统治的国家的热爱。

“每当我想起1979年1月那个清晨，就会感到一股锥心之痛。首都德黑兰受到野蛮袭击已达数月之久，但是整座城市却陷入紧张的沉静气氛中，好像我们的首都突然之间屏住了呼吸。这是在1月16日，我们即将离开这个国家……”

伊朗末代王后的故事就像一个真正的童话。法拉赫·迪巴（Farah Diba）是家中惟一的孩子。她没有父亲，在舅舅家由母亲带大。1959年的法国之夏，当这位美丽的少女正努力争取奖学金以便在巴黎继续学建筑时，她与伊朗国王的偶然相识发展成了一段罗曼史。

1959年，年仅21岁的法拉赫·迪巴嫁给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·礼萨·巴列维（Mohamed Reza Pahlavi）。

在这个多事之秋的年代里，她平静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《时代》杂志、《新闻周刊》、《巴黎竞报》等著名媒体争相报道她加冕伊朗王后，她于一夜之间成为国际名人，也成了世界各地摄影师最为青睐的对象。

虽然国内已出现严重分裂势头，但是成为王后的前一段岁月里，她拥有一段美满的婚姻，抚养了四个孩子——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，并且致力于国内社会和文化事业。

随着伊朗国家的现代化进程，她献身于众多社会公益活动，积极为伊朗人民改善生活条件——建立学校和医院，为改善妇女生活状况而斗争，支持麻风病人护理计划。 

但在二十年后的1979年，这个童话般的故事变成了一场噩梦。游行示威和暴乱令这个国家动荡不堪，为了避免发生流血冲突，法拉赫和国王决定离开伊朗。当时，过着驱逐生活的国王已查出身患癌症，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祖国了。

从此，国王夫妇一家在摩洛哥、巴哈马、墨西哥和巴拿马寻求避难，还曾藏身于纽约一家医院里，国王在那里接受治疗。最后，埃及总统安瓦尔·萨达特（Sadat）同意接收他们在埃及定居下来。但十八个月后，这位总统自己也被原教旨主义者暗杀。

因为此时美国同中东各国关系紧张，这种紧张的关系也开始暴露出其原有的缺陷，所以关于国王晚年的故事，也就成为了二十世纪晚期最悲痛的历史插曲。

逃出伊朗后的30多年来，高贵的王后法拉赫·巴列维一直受苦受难。然而，她仍然对曾经拥有并失去的一切，以及在人生旅途中的高峰和低谷抱着达观态度。对伊朗的难以忘怀、对国王的永恒之爱、波斯诗人的永恒智慧，所有这一切都是她支撑下来的理由。

“在一些日子里，我觉得自己失落而又疲倦……人们给我写信，要我赐予他们勇气，”她说。“生活是一场斗争，对每个层次的每个人来说皆如此，但你不应当失去尊严。继续生活便是生活的斗争。”

“我在波斯诗歌中能找到许多答案。蔚蓝的天，对家庭和自然的热爱。所有这些给了我积极的力量，”她说，“最终，你得靠自己找到继续前进的道路。”

她的回忆录《坚贞不渝之爱》记述了这位迷人、美丽的王后的生活，面临历史的动荡，她被迫放弃一切。该书自法文版曾多个星期占据法国畅销书排行榜首。

在书中，她记述了伊朗在革命初期陷入的骚乱、随意的处决，以及丈夫与癌症所做的斗争。她还描写了在德黑兰美国人质危机的白热化阶段，自己一家人因寻求庇护和医疗而成为外交负担的屈辱。

她详细描述了她和丈夫在最终回到埃及定居之前，坐喷气式飞机辗转飞行于埃及、美国、巴哈马群岛、墨西哥和巴拿马时遭遇的政治花招。对这些事件的复述是依据她自己的日记以及国王的医生、前埃及第一夫人杰汗·萨达特和其他一些人的记述。

她关注伊朗的每次新闻广播和每一步新的发展，就好像她仍在国内。她每天要抽出时间回答人们发来的电子邮件，这些人中有请求她给他们打电话的伊朗学生，有为孩子担忧的父母以及需要她精神支持的理想破灭的流亡者。

巴列维在2001年前开始写书。当时，她因最小的女儿不堪抑郁症、饮食紊乱、失眠药依赖症的折磨而痛苦万分。31岁的莱拉2001年在伦敦一所宾馆的房间里去世。“我悲伤极了，然后就开始写了，”她说起了写回忆录的原由。

巴列维说如果她有遗憾的话，就是没有跟丈夫和孩子们一起相处更多时间。

而她最愉快的回忆则是先后生下4个孩子，以及在伊朗乡间巡游。她说在那里接触到了普通百姓。“我总是想不带女佣独自旅行，或者骑着骆驼穿越伊朗的沙漠。很显然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，”她带着渴望的语气说道。

她的老熟人哈莱赫·埃斯凡迪亚里说：“她从来没有丢掉那种平民化作风。她真诚坦率。虽然国王给人的印象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她却在访问各省时让人们蜂拥过来拥抱她。”

埃斯凡迪亚里现任美国伍德罗·威尔逊国际中心的中东项目主管，曾与巴列维就读德黑兰的同一所女子学校。

巴列维记述了当孩子们最需要父母的时候，自己被迫与他们分离；记述了与扑到了国王脚下的王宫侍卫人员挥泪告别的最后场景；还描述了一名厨师，他紧紧抓着几个铜壶和几个装满滨豆和蚕豆的口袋，以便把它们带上飞机。

“当回首往事时，这场革命我们都有份儿，”她说起了她的国民，“在某种歇斯底里的气氛中，他们都认为信教的人能带来自由和民主。”

“霍梅尼利用了所有的人，”她谈起领导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最高阿亚图拉。“也许我们本该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问题，”她承认说，指出了她丈夫的统治存在不足。伊朗国王死于1980年。

丈夫死后一些王室随从的政治花招依然令她感到痛苦。她说，“在见过了人的一面后还得再看另一面，他们说的和做的，这让人很难忍受。那都是些过去你身边的人。”但她又补充说道，“我努力使自己超然处之。”

“如果你非得穿越沙漠才能到达目标，那就出发吧，”她引用伊朗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哈菲兹的话说道，“不要去理会扎人的荆棘。”

本书讲述了伊朗末代王后对那段动荡年代和伊斯兰革命的个人看法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份颇具说服力的人文资料，这些资料是一场悲惨国内斗争见证者的真实记录。